此时秦帝国的疆域，东至大海，包括朝鲜在内；西至临洮、羌中；南至北乡户；北据河为塞，并阴山至辽东。领土如此辽阔，如何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？
对此，丞相王绾等人主张效仿周朝的办法，在燕、齐、楚等僻远之地，分封皇子，以便震慑，上奏道，“诸侯初破，燕、齐、荆地远，如不置王，无以镇之。请立诸子，唯上幸许。”
嬴政接奏，没有表态，而是下发群臣议论。群臣一致公认：这主意不错。
只有李斯逆潮流而动，力排众议，上书道，“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，然后属疏远，相攻击如仇雠，诸侯更相诛伐，周天子弗能禁止。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，皆为郡县，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，甚足易制。天下无异意，则安宁之术也。置诸侯不便。”
嬴政这才批复，道，“天下共苦战斗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赖宗庙，天下初定，又复立国，是树兵也，而求其宁息，岂不难哉！廷尉议是。”
于是，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，大致为：三川、河东、南阳、南郡、九江、鄣郡、会稽、颍川、砀郡、泗水、薛郡、东郡、琅邪、齐郡、上谷、渔阳、右北平、辽西、辽东、代郡、钜鹿、邯郸、上党、太原、云中、九原、雁门、上郡、陇西、北地、汉中、巴郡、蜀郡、黔中、长沙、内史。每一郡则仿效中央政府的三公制度，置守、尉、监进行管理。郡守掌民政，郡尉掌兵事、郡监掌监察。终秦之世，无尺土之封，不立子弟为王，不立功臣为诸侯。
其实，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，除了有过少数几个封国（譬如吕不韦、嫪毐）之外，实行的便已是郡县式的垂直管理。但是，将郡县制度推广到全天下所有的土地之上，确实堪称石破天惊的创举。
匹夫而为百代师,一言而为天下法。李斯的一个主张，改写了中国历史，并为后世诸多王朝继承遵守。从此，中国告别了封建社会（封建制度虽在日后有过几次复辟，但都未能长久）。君主集权的郡县制度，成了中国政体的主流典范，历经两千多年，演变至今，便成了现在的省市县制度。当然，这已是后话了。而在当时，李斯为什么要站在朝中所有大臣的对立面，出来反对分封制，力挺郡县制，在这期间，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？为此，我采访了李斯。
李斯先生，你好。很多人认为分封制度对帝国的长治久安是有积极意义的，比如你的老朋友，丞相王绾，他便认为，封建者，必私其土，子其人，适其俗，修其理，施化易也。对此，你怎么看？
李斯大笑，道，你真坏。你明明知道，还要来问人家。
严肃点！
李斯吃我一喝，这才回答道，周朝分封，结果如何？列侯骄盈，黩货事戎。乱国多，治国寡。侯伯不得变其政，天子不得变其君。私土子人者，百不有一。今大秦统据天下，裂都会而为之郡邑，废侯卫而为之守宰，据天下之雄图，都六合之上游，摄制四海，运于掌握之内。人安于下而吏畏于上，天下相合，虽万世可知也。
下一个问题。在朝中大臣中，惟独只有你坚决反对分封。你应该很清楚，你的主张将为你树敌无数。多少人眼巴巴地盼着分封啊，被你这么一搅合，毁了他们的利益，断了他们的财路，他们无疑将恨你入骨。如果始皇帝先生没有同意你的主张，那你日后在朝中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，轻则遭排挤，重则被谗杀。这样的后果，你考虑过吗？你动摇过吗？
李斯目注远方，良久，答非所问地叹道，小子何所知。吾岂一世人哉！
采访完毕，李斯见我闷闷不乐，于是问道，是不是受人践踏了？说与我听，我给你报仇。
我勉强一笑，好意心领了。咱们身处两个时代，你够得着吗？
李斯摇摇头，道，此言差矣。你别忘了，万变不离其祖宗。甭管那人是谁，他祖宗一定就在咱大秦国，就在我的管辖之下。我帮你把他祖宗揪出来，替你干掉他祖宗。咱秦国的死刑你是再清楚不过的了，你就随便挑一样，我照着执行就得。你意下如何？
这固然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提议，但出于对时空混乱的担忧，我只能忍痛拒绝。
在进一步阐述李斯当时所受的压力之前，有两个例子可供参照。
东汉光武皇帝刘秀，在称帝之前，部下多次劝进，什么说辞都试过，刘秀却皆坚辞不受。后来耿纯劝道，“天下士大夫捐亲戚，弃土壤，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，其计固望其攀龙鳞，附凤翼，以成其所志耳。今功业即定，天人亦应，而大王留时逆众，不正号位，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，则有去归之思，无为久自苦也。大众一散，难可复合。时不可留，众不可逆。”刘秀一听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这才同意。
刘秀传说中的后人刘备，也是部下多次劝他称帝，皆推辞谦让。诸葛亮举出耿纯之例，道，“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，亦欲望尺寸之功如耿纯之言耳。” 刘备闻言，顿时醒悟，于是乖乖称帝。
这两个例子说明什么？说明打江山的都想坐江山。不让坐江山，咱就一拍两散，另起炉灶，重新再打江山。刘秀和刘备，便是扛不住这种压力，也不敢冒这种风险。他俩要是不称帝，那部下们怎么办？只有称帝，部下们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想要的封赏，在江山中分取一杯羹。
回到李斯当时。帝国刚刚统一，且不说皇子，单说那些打天下的功臣们，也无不想分得帝国的一杯羹。所以王绾分封的建议一出，立即满朝响应。皇子分封了，功臣焉能不封？
分封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一个独立的国中之国，令由己出，土地赋税皆归己有，子孙世袭，长享富贵。这样的美梦，一旦破灭，谁能不急？
按理说，李斯也是统一天下的大功臣，假如分封的话，绝对少不了他的份。要是他只看重个人私利的话，则当王绾提出分封之时，他完全可以附和，至少也可以保持沉默。那么，他将得到一块不小的封地，而且其爵位土地，可以由子孙世袭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犯得着断了那么多功臣同事的念想，损人又不利己吗？而且得罪了那么多嗷嗷待封的皇子皇孙，何苦来哉！
因此，平心而论，李斯废封建，挺郡县，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宽阔胸襟和高瞻远瞩。以嬴政的聪明睿智，终其一生，对李斯信任有加，也正说明他认可了李斯先公后私的政治忠诚。
后人不深察，总喜欢视李斯为贪恋富贵之徒，以为他一生都在追求作一只仓鼠，可谓大谬也。驽蹇之窥天骥，老鸱之吓鹓鶵，又复可笑也。
议帝号、废谥法、从水德、立郡县等等政策，是在统一之后才提上日程的。而以下政策，早在统一之前便已酝酿成熟，只等统一即成事实，立即付诸实施。
这些政策有着相同的关键词：统一。
首先，统一度量衡，帝国上下采用统一的计量标准。为此，中央政府向各郡县颁发统一制作的标准量器，并在上面刻上皇帝的诏书全文（有少数量器，幸运地流传至今）。同时，在法律上也加以规定，凡是度量不准，比如短斤少两，或者大斗进、小斗出的，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，以确保此一政策之执行。
其次，统一货币。“中一国之币为二等，黄金以溢名，为上币；铜钱识曰半两，重如其文，为下币。而珠玉、龟贝、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，不为币。”货币铸造权则全部收归国家掌控，严禁私人铸钱。国家铸造之钱，即便质量不佳，或者磨损过度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。
其三，统一车辆轨距，即车同轨。成语闭门造车，比喻只凭主观办事，不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，结果造出来的车，根本就不适合在路上跑。车既然造出来了，怎么就不能在路上跑呢？要理解这一点，对现代人可能有一点难度。但在古时候，并没有混凝土浇注的公路，连柏油马路也没有，大部分都是土路，而那时的车，又没有配置轮胎，对道路的压力可想而知。因此，在某些路段，由于土质松软，风雨侵蚀，加上马车的来回奔驰，路上就会出现两条深深的印辙，轨距宽度不符合的车辆，很难在这样的路上行驶。车同轨之后，对驾驶员自然是好消息，对造车者来说，同样也是好消息，从此可以闭门放心造车，出门自然合辙了。
其四，统一文字。春秋战国以来，各国文字渐渐分离，同字不同意，同意不同字的情形多有存在。统一之后，政令文书不便，于是由李斯牵头，以大篆为基础，删略繁者，取其合体，参为小篆。李斯作《仓颉篇》七章，赵高作《爱历篇》六章，胡毋敬作《博学篇》七章，作为官定的标准字书，颁布于世，一面供教授学童，一面供民众检阅。中国能够长久统一，而不是分裂为一个个独立的小国，秦之统一文字，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。参照欧洲可知，如果任由各国的文字自行演化下去，今日之中国，又将是怎样的一幅面貌。
此后，又分别有销兵和建设新咸阳两事。
战国两百余年，苦于兵革。思想界如墨家，便力倡兼爱非攻之说，make love ， not war。至于民间，也是厌兵已久。于是收天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以为锺鐻，金人十二，各重二十四万斤，置廷宫中，示天下以永不再战。此金人十二，汉朝犹在，后董卓财迷，毁坏其十，用以铸钱，幸存的两个，也在两晋时被苻坚销毁。惜哉，使十二金人能得存一，斯芬克斯像、维纳斯像又岂能在雕塑史上专美？
咸阳既已成为天下之都城，自当有首善之都的格局和气宇，以集天下视听，感召民众。早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，秦每破一国，便参照该国的宫室设计，在咸阳北阪上予以原样复制。等到统一之后，咸阳自雍门以东至泾、渭，东西八百里，已是离宫别馆相望属，穷年忘归，犹不能遍也。又将所得诸侯美人锺鼓，充入之。
再将天下豪富十二万户迁徙至咸阳。此所谓强干弱枝之计也。此类豪富，雄霸一方，深得民望，皆是统一大敌，帝国的不安定因素。将他们迁离故居，则其势力自消，置于咸阳，在中央政府的眼皮底下，监控起来，自然也就不足为患。而在昔日六国的疆域之内，豪富即去，地方势力不复存，郡县制也就能够得到顺利推行。
嬴政二十六年，天下大事，大致如上。
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嬴政三十四年，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
自统一天下迄今，已过了八年，庞大的秦帝国，如同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，稳定而高速地运转着，一刻也不曾停息。
先有道路之建设。
今人口号云：要想富，先修路。嬴政之修路，却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考量，而是首在军事用途，以利于帝国的长远统治。
清朝末年，李鸿章出使欧洲，问军事于德国首相俾斯麦。俾斯麦云：练兵有一事须知，一国的军队不必分驻，宜驻中权，扼要地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有需兵力，闻令即行。但行军的道路，当首先筹及。
俾斯麦此种军事思想，中国早在秦朝之时，便已产生并予以实践。
秦修驰道，共为两条，皆从咸阳出发，一路东穷燕齐，另一路南极吴楚，江湖之上，滨海之观毕至。道广五十步，三丈而树，厚筑其外，隐以金椎，树以青松。又修直道，自九原抵甘泉，巉山堙谷，长千八百里。
有了驰道和直道，帝国便不必四方驻兵，而是放心将军队主力集结在秦国本部，进而遥控全中国局势。地方上一有叛乱，中央军便可以借助驰道和直道，迅速赶到现场，及时平定。而在平时，地方上只需备少量兵卒，维持日常治安即可。
当然，帝国在修路的同时，也不忘修路障。将燕赵北界长城，与秦国旧有的西北长城对接连通，大加修葺，成就了著名的“万里长城”，以阻止北边游牧民族的南下入侵。
再有疆土之继续开拓。
在北边，蒙恬率三十万大军，斥逐匈奴，自榆中并河以东，属之阴山，以为十四县，城河上为塞。匈奴不堪秦军之威锋，退却七百余里，以求自保。从此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,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
在南方，屠睢率五十万大军，征伐百越，所向无敌，尽定其地，分别置为桂林（约为今广西省）、象郡（约为今越南中北部）、南海（约为今广东省）三郡。
作为帝国皇帝的嬴政，在这八年里，遭遇了两次暗杀。分别是：二十九年，嬴政东游到阳武博浪沙，张良与力士持重一百二十斤的铁椎，自高处狙击嬴政车队，误中副车。三十一年，嬴政微服夜游咸阳，路途碰上盗贼，幸好随身武士神勇，血战杀贼，这才得以脱身。
当然，这两则小插曲，并不足以削弱嬴政对巡游天下的热衷。八年间，嬴政四次巡游，立碑称功。封禅泰山，刻石颂德。
在我看来，嬴政的一生，只作了两件事情：一是证明自己为人间的神，二是让自己成为天上的神。前者对他来说，业已成为现实。他的命令，无不立即执行。他的意志，无人可以阻挡。至于后者，则嬴政一直在努力当中。
燕齐之地，盛产方士，多倡成仙之术，与嬴政一拍即合。方士们自然高兴，在这世上，哪里还能找到比嬴政荷包更鼓的赞助人? 嬴政也同样高兴，将成仙之事拜托给这些所谓的专业人士，放心。
嬴政对待这些方士，可以说比对自己的宠姬还要好。只要方士开口，就全有了。于是先后发起三次求仙之旅。一是在二十九年，遣齐人徐市与童男女数千人，驾船入海，寻找传说中的三座神山——蓬莱、方丈、瀛洲；二是在三十二年，使燕人卢生访求古代仙人羡门、高誓；同一年，又使韩终、侯公、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。
当一个人有了世外之想后，便会开始脱离群众。嬴政渴望成仙不死，难免会对处理具体国事带来不利影响，也让李斯等一干重臣隐隐担忧。可是这事又劝谏不得。一则，财物对嬴政来说，重量约等于零。就算真受了方士之骗，这点损失，也实在是不足挂齿。二则，对于神仙，嬴政虽然并不以为其必有，但李斯等人作为臣下，却也不敢言其必无。“人皆有死，即便你是皇帝，却也不能例外。”这样的话，他们是没有胆量直告嬴政的。
由此，也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：如果地球即将毁灭，留在地球上的人类也将随之灭亡。只有一艘飞船，可以逃脱到外层空间，躲过此劫。假设该飞船可载一万人，好吧，放宽点，就算能载一百万人，试问，你能拿到一张船票吗?你会在那飞船之上吗?
这一年的李斯，已是六十四岁的老翁。遥想三十四年前，他初到咸阳，在逆旅的屋顶上向自己郑重许下誓言：出仕不为丞相，此生虚度。如今，他兑现了自己的誓言，就在这一年，他终于抵达仕途之巅，成为大秦帝国一人之下、万万人之上的丞相，成为除嬴政之外帝国最有权势的人。
此时的帝国中央政府，权力主要由以下几个政治集团瓜分。
最大的份额，当然是由功臣集团及其子弟所占据。功臣集团的核心，则是三大家族——李氏、蒙氏、王氏。
先看李氏家族。李斯位居丞相，自不必多说。其长子李由，现为三川郡守。三川郡，治荥阳，领洛阳、开封等县，为咸阳之门户，郡守之地位自是非同小可。其余诸子则皆娶秦公主，诸女则悉嫁秦诸公子，是名符其实的秦国政坛第一家族。
蒙氏家族的火炬，业已传到了少壮派的蒙氏兄弟手上。蒙恬手握重兵，坐镇北方。蒙毅位至上卿，出则参乘，入则御前。
王氏家族，以军功见重，父子皆封列侯，王翦为武城侯，王贲为通武侯。
第二个政治集团，则是嬴政身边的近臣，以中车府令赵高为代表。
再有六国降臣集团。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，秦对待六国降臣以拉拢为主，但在拉拢之余，却又保有戒心，不使其介入要害部门。
在降臣集团中，博士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。秦统一之后，效仿当年齐国的稷下学宫，在中央设立了博士制度，博士之定额，也正好与当年的稷下先生相同，计七十人。这七十人中，大体以六国学者为主，其职责为“掌通古今，教习弟子，国有疑事，常承问对” 。
通过创立博士制度，帝国有效地囊括了当时所有已知学科的精英。对这些精英知识分子，嬴政也是倚重有加。博士食禄虽仅四百石，而且也无实权，但却可以和丞相分庭抗礼，一同议政议礼。在国家大事上，博士的发言权不容小觑。
其他方面，随着郡县制的推行，宗室集团的势力已经式微。而在日后中国历史上祸害不断的后宫妇人及外戚集团，则在嬴政的强力之下，被有效地杜绝在权力体系之外。
在这些集团之间，以功臣集团和降臣集团的矛盾最为尖锐。在权力的围城中，里面的功臣不肯出来，外面的降臣却又想冲进去。在帝国的融合过程中，谁都知道，这样的矛盾不可能自动消除，只能通过激烈的冲突得到最终的解决。
且说这一日，李由回咸阳探亲，李斯摆酒，为儿子接风。如果放在寻常人家，也就是父子在一起安耽地吃上一餐饭，静享天伦之乐可以。然而，李斯的地位摆在那里，他注定不能得到这种平静。朝中上下，文武百官，闻讯无不前来祝贺，门庭车骑，数以千计。一场普通的家宴，硬是演变成了政坛上的一桩盛事。
天上神仙府，人间宰相家。言谈有权贵，举目尽高朋。筵席之上，李斯兴致极佳，不觉大醉，酒后真情流露，不禁悲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他自知已到达人生的顶峰，取得成就的极致，来日漫漫，其吉凶止泊将在何处？于是喟然而叹，道：“嗟乎！吾闻之荀卿曰，‘物禁大盛’。吾本乃上蔡布衣，闾巷之黔首，上不知其驽下，遂擢至此。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，可谓富贵极矣。物极则衰，吾未知所将归处也！”
一人向隅，满座不欢，更何况李斯乃是今日筵席的主人，忽作此悲凉之语，众人莫不失色，不敢接话，惟有善祷善祝而已。
常言道，知足常乐。细究之下，这话却未必确切。人一旦知足，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道永恒的难题：接下来，何以遣有生之涯？在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，富家女黛西用她那充满金钱的声音说道，“我们今天下午做什么好呢？还有明天，还有今后三十年？”
咄咄逼人的道路，将吞噬怎样的脚步？颠覆何等的性灵？
李斯可谓知足也，知足之后，烦恼即生。好在，自寻烦恼的人，总能够找到烦恼。这不，李斯的烦恼，很快便已降临。
且说李斯的家宴过后不久，又有嬴政做东，在咸阳宫置酒，大宴群臣。
群臣轮流举觞，歌功颂德，为嬴政祝寿。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群臣久在官场浸淫，当然都是个中高手。于是乎，酒连酒，话赶话，人比人，给嬴政戴的帽子越来越高。然而，等到仆射周青臣一开口，群臣莫不心如死灰，知道这场高帽比赛的冠军已经产生，好你个周青臣，高，实在是高。
周青臣的祝寿词是这样的，“他时秦地不过千里，赖陛下神灵明圣，平定海内，放逐蛮夷，日月所照，莫不宾服。以诸侯为郡县，人人自安乐，无战争之患，传之万世。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。”
嬴政大悦，心想，周青臣这人没别的缺点，就是喜欢实话实说。
嬴政这一高兴，群臣自然加倍欢乐。偏在这时，有人不知好歹，站起身来，厉声斥责周青臣道，“周青臣，你面谀陛下，究竟是何居心？”
群臣大惊失色，循声望去，乃博士齐人淳于越是也。
周青臣大为窘迫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应答。嬴政闻言，脸色也难看起来，沉声问道，博士何出此言？
淳于越知道，他方才的话也把嬴政得罪在内，他却并不惧怕，高声说道，“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，封子弟功臣，自为枝辅。今陛下有海内，而子弟为匹夫，卒有田常、六卿之臣，无辅弼，何以相救哉？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，非所闻也。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，非忠臣。还望陛下明断。”说完，意犹未尽地补上一句，我这人没别的缺点，就是喜欢实话实说。
经过淳于越这一番激烈言辞，咸阳宫内的酒香飘飘变成了硝烟弥漫。嬴政沉吟片刻，目视李斯，道，博士所言，丞相计议之。
李斯本欲当场反驳淳于越，但嬴政既然命他计议，他便也不好立即表态。回到府中，李斯犹然愤愤不平，恨不能像后世刘邦一般，解淳于越之冠，溲溺其中。竖儒！何足以与论国之大道！
愤怒过后，李斯冷静下来，开始认真考虑应对。
废封建、立郡县，是李斯在政治上的得意之作，意在立法百代，流芳千古。如今，淳于越高唱反调，力主效法殷周，重树封建，全面推翻李斯当年的决策。淳于越意在何为？
淳于越之欲封建诸侯，和当年王绾之欲封建诸侯，事同而心异。王绾倡封建，是为了镇守新得的六国土地，以维护帝国的稳定统一，是基于现实的功利。淳于越倡封建，则是在借古代以说事，拿先王来压人。
圣人见微而知萌，见端而知末。李斯之所以能在秦国数十年屹立不倒，正得益于他非凡的洞察力。淳于越的“险恶”用心，又岂能瞒过目光如炬的李斯。
对于淳于越的突然发难，李斯的第一反应是，功臣集团和降臣集团间的矛盾终于爆发。然而，再深入一想，李斯却眉头紧皱，淳于越他，竟是要托古改制！
李斯冷笑起来。淳于越，你们这些儒生，成天都在祖述尧舜，宪章汤武。今日何日兮，尔等犹食古不化，搬出殷周先例来，言之凿凿，以为道理大过天，岂不可笑！
远如尧、舜，孔子、墨子俱道，而言辞大异，皆自谓真尧舜。尧舜不能复生，谁可定两家之真伪？近如殷周之治，无人亲见，加以史册乏征，诸君又何以知之？特想当然以欺世盗利耳！
无参验而必之者，愚也，不能必而据之者，诬也。尔等假托圣人之言，臆想先世之治，挟古以自重，贵古而贱今。其意不问可知：借复古之名，行改今之实。
姑且不论先古非尔等所能知，就算先古真如尔等之所言，那又如何？古人何足贵，前代何足法？今日之帝国，乃三王五帝不曾有。今日之天下，乃千古未有之变局。嬴政和我李斯，斩辟出个新天地，锻造出个新宇宙。即便尧舜复活，也当在嬴政面前俯首。即便周公再世，也当在我李斯面前低头。
孟子主张法先王，荀师主张法后王。俱往矣，今日之世，只可法今王，法皇帝嬴政，法我李斯。
公等碌碌，见识短浅，不足以谋大事。帝国之舰，一往无前，直至万世。尔等要么顺从，要么走开！
当年帝国废封建、立郡县，乃是李斯一手操办。如今淳于越旧事重提，公然反对李斯的既定策略，要求重树封建。照理，这事不该交由李斯计议，李斯应该避嫌才是。然而，嬴政仍然选择将此事交到李斯手里，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嬴政的态度：他仍然站在李斯这一边。
于是，李斯发起了他标志性的强硬反击。他没有就事论事，而是站得更高，走得更远。
李斯于是上书。
书曰：“五帝不相复，三代不相袭，各以治，非其相反，时变异也。今陛下创大业，建万世之功，固非愚儒所知。且淳于越所言，乃三代之事，何足法哉？异时诸侯并争，厚招游学。今天下已定，法令出一，百姓当家则力农工，士则学习法令辟禁。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，以非当世，惑乱黔首。
丞相臣斯昧死言：古者天下散乱，莫之能一，是以诸侯并作，语皆道古以害今，饰虚言以乱实，人善其所私学，以非上之所建立。今皇帝并有天下，别黑白而定一尊。私学而相与非法教，人闻令下，则各以其学议之，入则心非，出则巷议，夸主以为名，异取以为高，率群下以造谤。如此弗禁，则主势降乎上，党与成乎下。禁之便。”
至于如何禁止，书中再道，
“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。非博士官所职，天下敢有藏诗、书、百家语者，悉诣守、尉杂烧之。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。以古非今者族。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。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。所不去者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。若欲有学者，以吏为师。”
书上嬴政，嬴政批道，可。意思就是，我看行。
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。对于此举，后世多持恶评。然而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，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。夸人要夸到痒处，骂人则要骂到痛处。知己知彼，方能百骂不殆。倘一闻焚书二字，也不深究，便即拍案而起，破口大骂，作激愤声讨状，窃以为不免“操”之过急。
首先，从李斯的视角看去，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。在李斯的上书中，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，只用了“三代之事，何足法哉”八个字，便已驳斥一尽。随即，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“不师今而学古，以非当世，惑乱黔首”。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，所在多有，“人闻令下，则各以其学议之，入则心非，出则巷议”。人之所学，则是源于书本，因此，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。
古人竹简刀笔，著书匪易。不比今日，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，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，还都是些“内容丰富、见解独到、而且全是少不得” 的著作。这也就决定了，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，大致为：
一，史官非秦记者，即六国之史记，以其多讥讽于秦。
二、诗书、百家语。尤其诗书，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。烧之等于缴械，看尔等还怎么援引去。
需要特加注意的是，从李斯的上书可知，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，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，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。朱熹也云：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，他朝廷依旧留得；如说“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，尽焚之”，则六经之类，他依旧留得，但天下人无有。
对帝国的这一举措，清人刘大魁的解释是，“其所以若此者，将以愚民，而固不欲以自愚也。” 而在我看来，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，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，除去不欲自愚外，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。好比我们都知道，天花病毒曾经肆虐了几个世纪，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，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。尽管如此，人类却也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，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，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，以备研究，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。
至于民间，如果私藏禁书，抗拒不交，后果又会如何？答曰：“令下三十日不烧，黥为城旦。”也就是说，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。在今天看来，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，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，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，并不严厉。而且，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，如果未被发现，自然也就不用追究。
由此可见，在当时的禁令中，焚书并非第一要务。夜半桥边呼孺子，人间犹有未烧书。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，焚书哪能焚得尽！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。且看：
有敢偶语诗书者，弃市。以古非今者，族。
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，偶语诗书的罪罚，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为重。私藏诗书不过黥为城旦，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。再加上罪罚更重的“以古非今者，族”这一条，可以判断，禁令的最大目的，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，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。归结为一句话：禁止议论政治。庶人不议，然后天下有道，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。
焚书自然是不对的，不好的。但对帝国而言，言论窒息、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自古以来，防川有两种方法。一是封堵，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，结果洪水越发肆虐，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。二是疏导，鲧的儿子大禹，则是采用此一方法，最终治水成功。
为帝国之久远计，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，从而有疏导之效，收善治之功。以我所见，当以北宋朱弁《续骫骳说》中士气一条，倡此论最为精妙，姑录于下：
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，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。元气壮则肤革充盈，士气伸则朝廷安强。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，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。欲元气不耗，则必调饮食以助之，而咽喉者，所以纳授饮食也。欲士气不沮，则必防壅蔽以达之，而言路者，所以开导壅蔽也。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远近虽殊，治道无二。
再回到焚书，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？时至今日，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。《史记•六国年表》云：“诗书所以复见者，多藏人家”。王充《论衡•书解篇》云：“秦虽无道，不燔诸子，诸子尺书文篇具在”。这两条记载表明，至少在汉代，古籍中的精华部分——诗书诸子，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。
另一方面，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，只要秦国不灭，可想而知，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。然而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，后世永不得复见，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。
众所周知，项羽先生不爱读书，生性暴戾，伊攻入咸阳之后，首先是屠城，然后搜括金钱妇女，临去再是一把大火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。帝国的珍贵藏书，就此付之一炬。可怜唐、虞、三代之法制，古先圣人之微言，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。
所以，刘大魁作《焚书辨》，毫不客气地指出，书之焚，非李斯之罪，实项羽之罪也。
单就秦国焚书而言，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，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。《汉书•艺文志》所载677种著作，其中不到524种，即77％，现在已不复存在。这个事实说明，汉以后的几个世纪，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，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，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。因此，可以想象，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，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。（注）
关于焚书，李斯并非始作俑者。前此，孟子有云：诸侯恶周礼害己，而皆去其典籍。《韩非子》也云：商君教孝公燔诗、书而明法令。到了后世，焚书更是屡见不鲜。
隋人牛弘作《上表请开献书之路》，历数书之五厄（不解何故，漏却项羽）：
秦皇驭宇，下焚书之令。此则书之一厄也。王莽之末，长安兵起，宫室图书，并从焚烬。此则书之二厄也。孝献移都，吏民扰乱，图书嫌帛，皆取为帷囊。所收而西，载七十余乘，属西京大乱，一时燔荡。此则书之三厄也。刘、石凭陵，京华覆灭，朝章国典，从而失坠。此则书之四厄也。周师入郢，萧绎收文德之书，及公私典籍，重本七万余卷，悉焚之于外城，所存十才一二。此则书之五厄也。
明人胡应麟著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，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，再增补五厄，列为“十厄”：
隋开皇之盛极矣，未几皆烬于广陵；唐开元之盛极矣，俄顷悉灰于安史；肃代二宗洊加鸠集，黄巢之乱复致荡然；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厯，再盛于宣和，而金人之祸成矣；三盛于淳熙，四盛于嘉定，而元季之师至矣。然则书自六朝之后，复有五厄。
到了满清，大兴文字狱，倒霉的便不仅是书，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。因触犯忌讳，生者凌迟杖毙，诛灭三族，死者剖棺戮尸，挫骨扬灰，如此案例已是不胜枚举。仓颉造字而鬼神哭，莫非鬼神早有先见，知有满清之劫，故而预为号恸乎？
文字狱之兴起，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，持续近百年，时间之长，祸害之烈，株连之多，处罚之惨，力度之大，实属空前。
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，所列的2320种禁书和其他345种部分取缔的书中，只有476种幸存，不到所列数的18％，而这还是发生在印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。
满清在焚书禁书之余，却也修书，即《四库全书》。然而，这其中又有猫腻。说起来，他们用的也是春秋笔法，寓褒贬于字里行间。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？不仅他们自己，连过去的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辽、金、元等，也一并褒赞在内。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，他们何必做这份人情？原因很简单，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，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，是侵略者。而在编纂过程之中，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、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，则是尽量摒弃和抽毁，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，则大肆篡改。比如，岳飞《满江红》的名句，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，经过删改之后，变成了“壮志饥餐飞食肉，笑谈欲洒盈腔血”。
对此，鲁迅先生曾评价道，“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，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。全毁，抽毁，剜去之类也且不说，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。乾隆朝的纂修《四库全书》，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，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，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；不但藏之内廷，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，使天下士子阅读，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，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。”于是有叹，“清人纂修《四库全书》而古书亡。”相对于原始的火烧而言，这岂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焚书吗？
如契诃夫所言，别人的罪孽，并不会使你变成一个圣人。尽管干过焚书之事的远非李斯一人，但这并不足以成为李斯开脱的借口。李斯的焚书，开了皇权政府赤裸裸地扼杀民众思想的先河，不仅在当时酿下了严重后果，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。
注：此段引自剑桥中国史秦汉史。
说到焚书，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坑儒。坑儒发生在焚书的次年，即嬴政三十五年，其由来是这样的：
且说六年之前，嬴政狂热地迷上了仙人和不死神药，四处笼络和招揽术士，酬以重金，资助他们为自己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。前后几次寻访，都以失败告终。嬴政并不气馁，资助的规模和力度反而越发加大。
于是乎，在术士的小圈子内，交口传递着这样的消息：此处皇帝傻，钱多，速来。一时间，满世界的术士云集咸阳。嬴政倒也是多多益善，来者不拒，只要术士提出一个idea，马上就能圈到一笔庞大的经费。嬴政心中清楚，这四方奔来的术士，泰半都是东郭先生，可是没关系，他不在乎这些钱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广种而薄收。
然而，一晃眼六年时间过去了，连仙人和不死神药的影也没见着。术士们不免心虚起来，事已至此，不管好赖，总得给嬴政一个交待。术士们也不傻，自然不会老实承认道，世上本没有仙人和不死神药，因为我们术士多了，所以就有了。他们可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，他们还想继续从事这份无本万利的职业，于是行起缓兵之计，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嬴政身上。
术士卢生向嬴政汇报道，臣等之所以屡次求仙人和不死神药而不得，是因为有恶鬼从中作祟。陛下应该忘记皇帝的身份，将自己打扮成普通人，以避开恶鬼。避开了恶鬼，则真人自至。陛下也不能处理国事，不能接触朝中大臣，否则就不能恬倓，为真人不喜。陛下所居之宫，亦不可让任何人得知。陛下做到了这些，就一定可以得到不死之药。
卢生这一番堂皇的理论，未尝不是一种自脱之术。让嬴政放弃权力，远离国事，与世隔绝起来，这个要求未免高得有些离谱。按卢生的想法，最好就是嬴政知难而退，不愿配合，然后求仙这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黄掉。无奈，嬴政已是走火入魔，真信了卢生的话。为了成仙不死，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！
嬴政诚意十足。他首先放弃了“朕”这一皇帝的专用自称，改而自称真人。又按照卢生的建议，将咸阳二百里之内的宫观，以复道和甬道相连，每个宫观之内，皆充以帷帐钟鼓美人，以乱人视听。行踪所到之处，胆敢泄漏者，罪死。
帝国的政务处理，照旧在咸阳宫内进行，只是嬴政不再出席。群臣奏事，则对着空空的皇帝宝座，仿佛是在对着蓝幕表演，煞是考验他们的演技。
某日，嬴政驾幸梁山宫，从山上见丞相李斯车骑甚众，心中大为不快。有中人悄悄转告李斯，李斯于是轻车简从。嬴政知道后大怒，道：“此中人泄吾语。”寻找泄密者，无人应承。于是诏捕当时所有在身边的人，一律杀之。从此之后，再无外人得知嬴政的行踪。
嬴政此举，虽未必是冲着李斯去的，却也让李斯的面上很不好看。而在那些术士们看来，嬴政为了成仙，连丞相李斯，他最亲密的战友，都不惜翻脸，可见其对成仙的认真和执着。
嬴政越执迷不悔，给术士的压力则越大。如果一旦嬴政意识到自己被骗，则他将要展开怎样的报复！要知道，嬴政可不是《皇帝的新衣》里面那个笨蛋皇帝，他是绝不会吃哑巴亏的。
那些先知先觉的术士，开始惶惶不可终日。这次是蒙混过关了，可下次呢？再这么欺骗下去，迟早要出事，而且一出必是大事。富贵诚可贵，性命价更高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
最早开溜的术士是侯生和卢生。荒谬的是，临走之前，两人还煞有其事地来了一场技术探讨，得出嬴政求仙必然不能成功的结论。而这段谈话，也不可思议地被史册记载了下来：
侯生和卢生相与谋曰：“始皇为人，天性刚戾自用，起诸侯，并天下，意得欲从，以为自古莫及己。专任狱吏，狱吏得亲幸。博士虽七十人，特备员弗用。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，倚辨于上。上乐以刑杀为威，天下畏罪持禄，莫敢尽忠。上不闻过而日骄，下慑伏谩欺以取容。秦法，不得兼方，不验，辄赐死。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，皆良士，畏忌讳谀，不敢端言其过。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。每日批复表笺奏请，重达一百二十斤，不满不休息。贪于权势至如此，未可为求仙药。”
且说侯生和卢生二人亡命而去，嬴政的愤怒是可想而知和无可指责的。别人逃跑也就罢了，可偏偏是你们两个！要知道，我豢养的术士虽多，却独独对你二人最寄厚望。凡你们所求，无不应允，凡你们所欲，无不得到。我何曾亏欠过你们？我何曾让你们作难？试问，我还需要做些什么，才能让你们更加满意？可是没用，可是你们还是要逃！你们当我是什么，一个可以愚弄在股掌之间的冤大头吗？
说起来，侯生和卢生这两人也确实不地道，光顾着自己逃命，却浑然不顾那些还留在咸阳的同行们的死活。果不其然，他们刚逃走没几天，一场灾难就开始降临在他们的同行身上。
嬴政一声令下，还没来得及逃离咸阳的术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，关押一处，先由御史宣读诏书。诏书道，
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。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，欲以兴太平，方士欲练以求奇药。然而，韩众入海求仙，一去再无音讯。徐市等费以巨万计，终不得药。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，冀望极深，数年来却毫无所献，徒奸利相告日闻，欺吾仁厚而不忍责罚也。今卢生等不思图报，乃亡命而去，又复诽谤于我，以重吾不德。诸生在咸阳者，吾使人廉问，或为妖言以乱黔首。
诏书宣读完毕，接着就是要老实交待问题了。严刑拷打之下，诸生为求自免，互相揭发，乃至不惜编造，牵引诬告。审理下来，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，皆坑于咸阳，使天下知之，以为警戒。
此一事件，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，合称为焚书坑儒。但究其原委，所谓坑儒，本只是对良莠不齐的术士队伍的一次清理整顿而已。这被活埋的四百六十余人，乃是候星气、炼丹药的术士，并非儒生。司马迁在《史记•儒林列传》中也有明言：“及至秦之季世，焚诗书，坑术士。”可见，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。
那么，坑术士又是在何时开始被误传为坑儒的呢？
首先提出坑儒的，是在东晋年间。梅颐献《古文尚书》，附有孔安国所作的《尚书序》，其中有云：“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，焚书坑儒，天下学士，逃难解散。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。”这时，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。后来，随着《古文尚书》被定为官书，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，遂成定论。
对于梅颐所献的《古文尚书》及孔安国所作《尚书序》，前人多有辨疑，到了清代，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。
伪造者虽千差万别，心态却完全一致，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，成功蒙蔽世人。譬如，造假书画的人，在造假完毕之后，总会不惮辛苦，再伪造出名家的印章和题跋，以标榜名家品鉴，流传有绪。《古文尚书》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，但其心态却也同样如此，所以才会多伪造出《尚书序》来，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，以形其真。
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，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“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”，从而表示《古文尚书》其来有自。考其最初用意，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，并无心向嬴政泼脏水。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，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。
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，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。一方面，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，只要历史有利于当下，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？
从理智上，他们也许怀疑坑儒是否确有，但从利益和感情上，他们却宁愿相信坑儒是为必有。
坑术士变成了坑儒，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。这样一来，嬴政就成了一个负面典型，可以被他们经常拿来念叨，他们念叨的目的，还是不外乎给当时的帝王听。你看，嬴政就因为坑了儒生，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不说，还落下了千古骂名。所以，陛下英明，不用微臣再多提醒……
坑术士变成了坑儒，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。这倒不是说他们患有“被迫害妄想症”，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，要维持自己的团结和信仰，除了圣贤经典之外，同样需要一些殉道者，一些圣徒。而话语权在握，自然可以为本群体追认烈士，即使这些烈士并不存在，那也可以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。而有了这些殉道者的存在，他们这一儒家群体也就添加了无限的荣耀和光辉。
儒者将坑术士揽到自己头上，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，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。如果你说坑的其实不是他们，他们一准得跟你急，你干吗不坑我们儒生，你瞧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的？
然而，恕我直言，在当时嬴政的心目中，儒生的地位的确远不如术士高。儒生只会以古非今，而术士却可以让他成仙不死，两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以儒生当时的地位，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动肝火，痛下杀手。
当然，自汉以来，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。时至今日，儒依然作为一个褒义词而存在。比如说儒商，虽实际是商，却也得把儒摆在商前面。然而，儒商这词，其实和后现代这类词一样，纯属胡言乱语，不知所云。儒商不两立，要么就儒，要么就商，焉能兼得？
四百六十余条鲜活的人命，并没有换来嬴政内心的平静。他精心培养的术士队伍，经此一役，已是元气大伤。而他那雄浑无匹的帝王之灵，却也同样遭受重创。
当这四百六十余名术士，在尘土的掩埋下渐渐悄然无声，嬴政感受到的不是瞬间的快意，而是深沉的失望。原来，这些自诩的通灵者，这些号称离仙人最近的人，却也和普通人一样，一坑便死，并未显露出任何异能。
长久以来，嬴政将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作为个人的终极追求，甚至置于江山社稷之上。而现在，他却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，这世上是否真有仙人和不死神药？
曾经，他认为这个问题根本不成问题。那时的他，信心满满，志在必得。虽说在他之前，齐威王、齐宣王、燕昭王也有过求仙访药，而且都以失败告终，但这三人岂能和他相比！齐威王、齐宣王、燕昭王，一方诸侯而已，不能得到仙人的垂青和顾惜，固理之宜也。而他嬴政，是当今的天子，人间的主宰，他的功绩伟大，连三皇五帝也无法企及。哪怕仙人下凡，也最多和他分庭抗礼，而不能凌驾于他之上。
黄帝且战且学仙，后来天降神龙，迎黄帝归于天上。黄帝能做到的，他嬴政也一定能够做到。
在经过几次求仙失败之后，嬴政的信心依旧坚定。仙人和不死神药，总该在这世上的某个地方，只要下足功夫，没理由不被他找到。
就这样，他不断失望，又不断希望。直到侯生和卢生畏罪潜逃，有如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让他彻底动摇，开始怀疑不死之荒谬、神仙之虚无。
狐狸责备陷阱，而不责备自己。嬴政遭到了术士的集体愚弄，并不自省，既然术士坑了他，那他就反过来坑掉术士，以为梦想破灭之后的报复。
而在梦想破灭之前，他曾无数次憧憬过这样的激动人心的场景：那些术士们从海边奔返，踉踉跄跄，一路狂喊：找到了，找到了！禀报皇帝，仙人和不死神药，都找到了！
那时候，他将如何抉择？是选择成仙，还是选择不死？嗬，多幸福的烦恼。
成仙吗，从此生活在天宫之中？哦，不，不能手提天下往，安忍独身事其间？他不能抛弃他的子民，他不能离开他的帝国。况且，白石先生有言，“天上复能乐比人间乎？但莫使老死耳！天上多至尊，相奉事更苦于人间。”
因此，与其成为众多仙人中的普通一员，不如选择永生，在人间永享帝王的富贵。不死之事已定，无复奄忽之虑。从此之后，老而不衰，延年久视，出处任意，寒温风湿不能伤，鬼神众精不能犯，五兵百毒不能中，与天地兮比寿,与日月兮齐光。遐登蓬莱，极目四海，手弄白日，顶摩青穹，不亦快哉！
憧憬固然美妙，但嬴政也知道，仙人和不死，未可易求。可以使鬼者，钱也。可以使神者，诚也。他虽然贵为帝王，但他的权势和富有，并不能为他求仙不死带来最实质的帮助，要打动高傲的神仙，他必须拿出足够的诚意。他虽然没有像穷人那样，“苦身劳形，入深山，求神仙，弃二亲，捐骨肉，绝五谷，废诗书，背天地之宝，求不死之道” ，但作为帝王，他自信已经极尽谦卑，足以令天上的神灵满意。
然而，神灵始终未曾降临。
如果真的没有神仙，如果真的没有不死神药……嬴政几乎不敢再往下想。难道，以他的帝王之尊，也只能向死神卑躬屈膝？
古人云，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！嬴政幻想着自己的必然消灭，不禁悲不可抑，泫然泪流。
回顾一生，他完全有资格睥睨古今，顾盼自雄。按剑东向，诸侯西驰。削平天下，同文共规，华山为城，紫渊为池。架鼋鼍以为梁，巡海右以送日。如此嬴政，前世未有，后世也无。
然而，既不能不死，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？既不能不死，他又和肉人有何区别？徒生世间，日失一日，如牵牛羊以诣屠所，每进一步，而去死转近。即便再有长生之术，那又如何？偓佺千岁，彭祖七百，亦必死而已矣。
自古皆有死，莫不饮恨而吞声。顿死艳气于一旦，埋玉玦于穷泉。苔积网罗，寂兮如何？视青蘪之杳杳，痛百代兮恨多。
年复一年，勤奋的死神，在尸骨上驶过他的马车和犁。悲夫，总有一日，他嬴政也将在九泉之下，沦为蝼蚁之粮，终与尘壤合体。而在他的坟茔之上，春草暮兮秋风惊，秋风罢兮春草生。无限的寒冷，无限的永恒。
对于术士，朝中大臣深恨他们妖言惑众、扰乱朝政，早已持排斥态度。是以，坑术士之令既下，他们不仅不加以谏止，反而在心中暗暗称快。只有公子扶苏站了出来，为术士请命，劝嬴政宽恕之。
公子扶苏，乃是嬴政的长子，帝国未来的继承者，时年二十有八，生性仁厚，有儒者之风，百姓多称其贤。此前，扶苏也曾数次直谏嬴政，公然对嬴政的诸多决策提出异议。嬴政虽对扶苏屡次犯上颇为不满，但终究是自家骨肉，故而一直特加容忍，并未责罚。
而这一次，扶苏在错误的时间，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建议，终于将嬴政彻底激怒。
嬴政将扶苏唤到跟前，大发雷霆。
你这孩子，为什么总和我对着干？百姓都说我残暴，而你仁德。你知道你的仁德之名从何而来？就因为你好出风头，凡事都唱我的反调，所以百姓才喜欢你，才称颂你。你被他们抓住了弱点。他们用仁德的虚名，轻易就让你迷了心窍。于是，你变本加厉，越发来劲，一谏再谏，好的都归你，坏的都归我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被百姓利用了而不自知。
和我作对就是贤明？荒谬，可笑。我实在告诉你，百姓怕我畏我，却看准了你软弱无能，好欺负。我问你，日后你将如何治国？难道事事顺着百姓？难道为了贪图他们的称赞，反而怕了百姓？如果真是这样，等我作古之后，帝国的政令法规，还不被你给推倒得面目全非！帝国现在还在我手上，你急什么，有你当家作主的时候。咸阳你也别呆了，北去上郡，为蒙恬监军，好生思量思量。
扶苏大恐，匍匐向前，抱嬴政之足，哀泣道，孩儿愿常侍陛下左右，不敢离陛下远行。
嬴政心意已决，摆手道，见多情易厌，见少情易变。但得常相思,便是常相见。你且去上郡，吾若欲见你，自会有诏书相召。
扶苏不敢抗命，只得谢恩而去。而他这一去，置身边疆，远离咸阳，音讯阻隔，早为帝国的崩溃埋下伏笔。此处且按下不表。
在嬴政身边，此时仍聚集有大批术士。反正养着吧，也不在乎那么点花费。而对于成仙不死，嬴政却已是心灰意冷。
感性命之不永，惧凋落之无期，嬴政于是开始提前张罗后事。而在诸多后事之中，最迫切的莫过于为自己修建陵墓。那是他在地下的归宿，在那里，他将长眠亿万万年。
其实，按照传统，早在嬴政刚即位时，他的陵墓就已同时在骊山动工。但是，动工归动工，却并未真正抓紧起来。尤其在嬴政坚信自己将成仙不死的那段日子，陵墓工程几乎就已经陷入停顿。是啊，如果真能成仙不死，那还要陵墓何用？
现在对嬴政而言，死亡已不再是一个概念，而是变得真切可期。陵墓的修建，于是成为帝国的头号工程。
嬴政对陵墓的重视程度，从他指定的陵墓工程负责人便可见一斑。他选择了丞相李斯，帝国的二把手。陵墓的修建，关乎他死后的享受，自然要交到他最信任的人手上。
李斯接到诏令，长叹一声，良久无语。透过诏令，他仿佛窥见了嬴政那悲凉凄惶的内心。帝国至高无上的皇帝，已经失去了锐气和英武，已经无奈地向命运和死神低头。
为皇帝修建陵墓，是一种荣耀，更是一种压力。而且，陵墓一旦竣工，嬴政一入住，就再也没有机会进行修改调整。李斯自然不敢怠慢，务求一切尽善尽美，即使为此倾尽帝国的物力人力，也在所不惜。
为修建陵墓，仅工匠便多达七十二万人，皆隐宫徒刑者。又从北山开山凿石，制作石椁。材料采集，则远达蜀、楚等地。
在李斯的主持下，工程进展顺利。很快，李斯上书奏道，“丞相斯昧死言：臣所将隶徒七十二万人治骊山者已深已极，凿之不入，烧之不燃，叩之空空，如下天状。”
嬴政制曰：“凿之不入，烧之不燃，其旁行三百丈乃止。”
话说回来，正所谓怕什么来什么。当嬴政开始恐惧死亡之时，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，更让他的恐惧达到了极点。
